元代东北地区的治理结构设立于辽阳行中书省的指挥之下，下辖七个路、一个府、十二个属州和十个属县。在水达达路内设有军民万户府五个，管理着混同江南北一带的土地。开元路被设立为安金鼻祖的部落，辽阳行省的管辖范围广泛，包括旧奚部、辽西、大兴安岭等西部地区，东至鲸海，南至高丽的平安道，北至混同江下游以及海中的苦兀和北山的部分区域。对于元末明初东北战乱和秩序变化的情况，和田清已经有过详细描述，这里只简单提及明初辽东的政治格局。
元朝的崩溃发生在至正二十八年正月，朱元璋在应天即位，建立了大明帝国，年号洪武。闰七月，徐达率领北征大军到达通州，元朝的君主与皇后太子等在明军的逼迫下，由大都逃至上都，并最终安置在开平。元朝对中原的统治宣告结束，而北元政权开始接管。到了同年八月，明军占领了元大都，蒙古族的统治者被迫北撤，形成了北元政权或是明代蒙古的政权。
展开剩余79%元朝的汗廷迁至开平后，仍常驻边境一带。洪武二年六月，明军成功夺取开平，元主先行北撤，迁往应昌。在元主北走之后，辽阳行省的丞相一职由应昌的元顺帝即位后的丞相也先不花继承，而辽东地区的权力斗争逐渐加剧，金山纳哈出等武将的势力愈发强大。纳哈出继承了辽阳行省丞相的位置，并在军事上对抗明廷，时局非常复杂，辽东地区的势力错综复杂，元朝遗留下来的权力仍未完全消散。
元朝灭亡后，辽东地区的强势武将互相支持、并成为明廷的强劲对手，尤其是纳哈出的军事力量日益壮大，长期作为辽阳的边境威胁。明廷为此采取了多种手段，希望稳定北方边疆。洪武三年，元帝去世，继位的爱猷识理达腊在继续对抗明朝进军的过程中，选择向哈剌和林地区撤退，而这一变化也加剧了辽东的局势复杂性。
随后的战斗持续不断。洪武四年，元平章刘益及辽东其他地区的势力仍然与明军作斗争。直至洪武四年六月，明军在辽阳一带获得决定性胜利，辽东的局势逐渐向明朝倾斜。尽管如此，纳哈出依然频繁南下侵扰，明军对辽东的控制并不稳定，洪武五年及七年，纳哈出的袭击依然没有得到有效遏制，甚至在洪武八年初，元旧势力的骚扰更加严重。
对于辽东的管理，明朝采取了渐进性的措施。随着辽东的局势逐渐复杂，明廷不断调整策略，实施了以军事直辖为主的治理方式，设立了“辽东都指挥使司”，并未完全依赖地方州府体制。此后，明朝在东北的战略目标逐渐明确，即控制鸭绿江、珲春江流域等女真通道。
高丽在元末的情势较为复杂，虽曾是元朝的“驸马国”，但高丽政权逐步转向亲明的立场，试图摆脱蒙古的控制。高丽不仅推行了北进的政策，还在实际操作中与北元政权发生了较为频繁的接触。然而，随着高丽国内政治变化，洪武七年高丽发生了剧变，亲明派被清除，亲元势力占据主流地位，导致与明朝的关系急剧恶化。
高丽在北元的影响下逐渐亲近蒙古，但明朝并未放松对高丽的控制，尤其是在高丽与北元继续勾结的背景下，明廷在东北的战略和高丽的北进政策形成了对立局面。通过控制鸭绿江沿岸，明朝加强了对高丽及周边地区的军事统治，不仅对高丽实施了抚慰政策，同时也试图从经济上制衡高丽。
随着明廷在东北的逐步强化，海西女真在明中期崛起，对辽东的威胁日益加剧。海西女真在逐步发展过程中，不仅参与了对辽东的侵扰，还在明朝的边疆治理中扮演了重要角色。尤其是在嘉靖年间，海西女真开始逐步获得明朝的关注，甚至采取了与蒙古联合的对策，对明廷形成了相当大的挑战。
在此过程中，海西女真与明朝的关系逐渐演变，特别是在其与北元遗留下来的势力和高丽政权的互动中，明廷不得不调整策略，对不同的女真部落采取不同的招抚与控制措施。明朝不断深化与海西女真的接触，逐步实现了对辽东的全面控制，但这一过程并非一帆风顺，涉及诸多复杂的外交与军事挑战。
随着海西女真的兴起，明朝逐步调整了其边疆政策，尤其是在辽东与高丽之间的博弈中，明廷采取了较为灵活的策略，既要应对高丽的亲元态势，又要防范日益崛起的海西女真势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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